屏风是家具中一个重要门类，兼具礼法、文化、地位、实用、装饰等多重功能。在明代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中，就有提及“屏风之制最古”。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家具之一，屏风自古以来在中式室内家具中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。

壹

从斧扆到画屏

屏风曾被唤作“邸”或“扆”（依），其功用最早为礼制服务，多置于君王身后，用于体现社会地位与权力尊严。

《周礼》：“设皇邸”（郑源注：“邸，后板也”。）

《礼记·曲礼·下》：“天子当依而立”（注：依，本又作扆。）

“斧扆”：雕有斧型图案的屏风。——图源《三礼图》

随着屏风进入贵族阶层，其类型也不断增多，材质名贵，精美华丽，有云母屏风、琉璃屏风、杂玉龟甲屏风等，在历代文献中多有相关记载。并且，屏风逐步与绘画结合，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中一种独特的绘画表现形式。屏风除家具实用价值以外，也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重要载体和独特的表现方式而被传承下来。

贰

观屏·华彩

汉代屏风与先秦最显著的革新之处便在于开始出现画屏，这一时期的屏风具有明显的装饰性。

西汉马王堆 五彩画屏风

不仅如此，东汉时期，屏风开始受到文人们的青睐，在诗词歌赋中时常现身，被赋予文人的自我人格的屏风成为精神文化的载体。

后汉李尤《屏风铭》：“舍则潜避，用则设张，立必端直，处必廉方，雍淤风雅，雾露是抗，奉上蔽下，不失其常。”

屏风，成为儒家道德伦理的化身，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，经济高度繁荣，文化绚丽多彩，绘画发展也达到了鼎盛，人物、山水、畜兽、花鸟、书法题材的屏风画也随之开创了新的局面。这一时期，使用的材料也较前朝更加丰富，纸、绢等更加适合绘画与书写的材料也用来制作屏风。且屏风因常设置于室内明显的位置，因此更加注重其装饰作用，尤其宫廷皇室，常由书画名家绘制内容，逐步发展成为兼具使用功能和艺术价值的名贵家具。

唐 李思训 江帆楼阁图 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唐 张思九夫人胡氏墓《六鹤屏风图》

唐代杜牧曾评价周昉所绘画屏，即使岁久色彩销褪，仍不失原有的艺术光采，“屏风周昉画纤腰，岁久丹青色半销。斜倚玉窗鸾发女，拂尘犹自妒娇娆。”（《屏风绝句》）

晚唐 周昉《内人双陆图》（局部），现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

如果说汉唐屏风画体现的更多是华彩风雅的“错彩镂金”，那么宋代的审美理想则更接近自然平淡的“初生芙蓉”，两者独具特色、各有千秋，体现了民族多元的审美需求。

叁

观屏·简澹

宋代，山水、花鸟画有了飞跃的提高，山水画逐渐跃居绘画的主要地位，艺术上大大超越了唐代。在文人士大夫的力推之下，老庄“制器尚象”的思想，汉王符“致用为先，巧饰为末”的理念、禅宗所推崇的“简约”意味等，都对两宋时期的屏风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使屏风形成了返璞归真、自然平淡的艺术特点。

明 仇英《竹院品古图》，所绘为苏轼与米芾等好友赏鉴古物文玩的场景

南宋 刘松年《十八学士图》（局部）

当饱经战乱之苦的文人们借由书法、诗、画寻求心理上解脱与安慰，并将自然景色搬至身旁时，屏风，这一似隔非隔的设置，为人们提供了更加纤细和敏感的空间。而观看屏风，也为人们通往心灵的宁静之所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。

“纸帐屏山浑不俗，写出江南烟水茫”。从现存宋人绘画中不难发现，宋代屏风的体量或巨大沉稳，或小巧玲珑，应用场合或为厅堂床榻，或于院落水亭，形制灵活多变，因地制宜。

宋 《半闲秋兴图》，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，右侧床榻上为“枕屏”

明清是屏风发展的鼎盛期，这一时期的屏风集众家之所长，吸取优秀元素，创新屏风的样式，采用更为丰富的材料，再加上匠人高超的制作水平，更多的成为了具有观赏性的艺术品。

肆

观屏·浪潮

现代屏风是古代屏风的延续，通过浮雕、透雕、镶嵌、刺绣等制作技艺，人们可以把任何一种图案鬼斧神工般移植到屏风上。无论是奇花异草、飞禽走兽、民俗风情、神怪传说或者山水图画、金石墨宝以及前卫艺术家们各种风格的实验作品，无一不走上屏风，使之成为一件件适合人们审美情趣的工艺品。

李晓东《勇立潮头》，杭州亚运会期间设于杭州奥体中心主席接待厅，现藏于大运河紫檀博物馆

例如，《勇立潮头》木雕屏风，以巧夺天工的东阳木雕技艺，细腻刻画了杭州钱塘江大潮奔涌不息、联通八方的壮阔景象，象征着杭州这座城市开拓进取、追求卓越，奋力开创未来的良好精神风貌。在亚运会这一国际盛事之际，这座屏风更是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传达出风雨同舟、共同发展、同步向上的美好愿景，展现出中国自信从容的豪迈气魄。

屏风，这一幅未竟的画卷，浸润着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，附着了中国几千年工艺制作的技艺，它以传统家具设计之典范拥抱时代浪潮，让传统家具文化继续在历史长河中，熠熠生辉。